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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世纪初，晚清政权正摇摇欲坠。就在朝堂最后几年激烈的自救与政斗中，小小的相机却搅动了波谲云诡的政局，拨动了政治人物的命运。这便是大名鼎鼎的岑春煊“假照片”事件。
岑春煊的前半生
岑春煊，字云阶，清末民初人。他出身显赫，家父岑毓英系云贵总督，因此，受其荫蔽的岑春煊年仅十八岁就被送往京城，派为工部学习行走。由于在家中排行第三，岑春煊被唤作“岑三公子”，与瑞澄、劳子乔并称“京城三少”。1892年，守完父孝的他补受光禄寺少卿，迁太仆寺少卿、署大理寺正卿。
甲午战争是岑春煊个人命运的第一个转折点，由于他“发愤自请效力前敌”，因此得到了军机大臣李鸿藻的注意，将其调至钦差大臣刘坤一麾下任职，设防烟台。清廷的议和与《马关条约》的签订，对岑春煊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刺激，他因而投身维新运动，与后来的戊戌党人交往。他还和康有为筹议成立了广西最早的维新社团——桂林圣学会。1898年，岑春煊面陈光绪帝国事艰难、朝廷臃肿之弊，光绪帝采取了其裁撤旧官之谏，并任命他作广东布政使。广东任上，岑春煊大力裁撤闲散衙门，并因此与督抚谭钟麟产生龃龉，相互攻讦，其刚烈之举震动朝廷。“（慈禧）太后恶之，荣禄为缓颊，乃调甘肃”。然而，一场新的变故，即将带他攀上新的事业高峰。
1900年，八国联军侵华，慈禧携带光绪出逃，而甘肃布政使岑春煊则在接到驰援上谕后，星夜领兵疾奔北京，千里护驾：
“一夕宿破庙，春煊环刀立庙外彻夜，太后梦中忽惊呼，春煊则朗声应曰：‘臣春煊在此保驾’。”
经此事件后，慈禧大为感动，甚至只有在看到岑春煊才稍感心安，并对他表示：
“我母子西巡时，若不得汝照料，恐将饿死，焉有今日？我久已将汝当亲人看待。……若得复国，必无敢忘德也。”
还有一次，她还向朝臣询问说，“此耻如何可雪？”台下只有岑春煊应对如流，深得慈禧认可。由此，岑春煊得到了慈禧太后的欢心与信任，也预定了未来重臣的位置。清末有言说“京外总督三个半”，这“三”就是张之洞、袁世凯和岑春煊，“半”即端方，他们都堪称地方巨擘。
1902年，清廷颁布“新政”上谕，开启清末新政，岑春煊积极参与其中，上书建议“迅速特简亲贵大臣，以考求新政为名，历聘欧美有约诸邦”，并“择最大新政切实举行数事，痛除旧习，以动天下之观听”。而在他1901到1906年先后就职山西巡抚、署理四川总督、两广总督的任上，岑春煊也亲身实践，建设推广现代教育体系，培养实业与军事方面的人才。同时，他也继续坚持自己整肃官场的路线，甚至得名“官屠”：
“春煊每至一省，必大肆纠弹，上下股栗失色。”
1906年，清廷预备立宪，而各派系的矛盾也步入新阶段。陈寅恪曾分析时局说：
“京官以瞿鸿禨、张之洞等，外官以陶模、岑春煊等为清流；京官以庆亲王奕劻、袁世凯、徐世昌等，外官以周馥、杨士骧等为浊流。”
需要说明的是，清浊并不直接对应各派系的道德水平，而仅仅应被视作对党派的称谓。这些人相互倾轧，最终在1907年爆发了丁未政潮。
丁未政潮
丁未政潮，主要指的是上述清流与浊流空前激烈的党争，双方其实都支持维新立宪，但各有其利益所在。比如说，庆亲王奕劻伙同时任直隶总督袁世凯希望组建责任内阁，并由奕劻任总理、袁世凯任副总理，掌握中央大权；军机大臣瞿鸿禨，时任两广总督岑春煊以及皇室少壮派权贵铁良等人却上书斥其野心，主张保留军机处。最终，后者的方案得到执行，袁世凯还失去了原北洋六镇中的四镇兵权。作为报复，奕劻和袁世凯设法用边患的名义劝动慈禧，将岑春煊调任偏远荒凉的云贵总督，使其远离权力核心，而两广总督则由袁世凯的姻亲周馥接任。4月，东三省官制改革，原盛京将军著改为东三省总督，奉天、吉林、黑龙江各设一巡抚，分别由徐世昌，唐绍仪，朱家宝和段芝贵担任，他们都是北洋之人，胜利的天平再度翻转。
值此危难之际，岑春煊认为“不于此际设法入都，造膝详陈种种危迫情形，机会一失，追悔无穷”。在瞿鸿禨、御史赵启霖等人的帮助下，岑春煊先是称病，然后假意受调补四川总督，在前往四川的路上，于汉口突然“迎折北上，坚请入对”。面对感念旧情的慈禧，他痛批“庆亲王贪庸误国，引用小人”。至于他自己，则“意欲留在都中为皇太后、皇上做一看家恶犬”。慈禧果然应允。
此后，新上任的邮传部尚书岑春煊与清流诸人不断向朱宝奎、段芝贵等庆袁党羽（即以庆亲王奕劻和袁世凯为代表的政治集团成员）开炮弹劾，令他们疲于招架。面对这一局面，奕劻和袁世凯先是催动两广总督周馥奏报事急，又收买大公主劝动慈禧叫岑春煊离开京城，去镇压广西革命党人，“君命犹天命，臣子宁敢自择地。春煊渥蒙宠遇，尤不当如此”，岑因此不得不走，但仍称病暂居上海，并未赴任。
而奕劻、袁世凯二人，则仍有意将之赶尽杀绝。毕竟，岑春煊此时依然拥有慈禧的信任，也就有可能重新起复，挽回清流颓势。同时，和岑春煊并称“南岑北袁”的袁世凯还与其有些私人恩怨：昔日广东任职时，岑春煊就检举了时任广东海关监督库书的周馥，而袁世凯也曾为邀得慈禧恩宠，出卖了康、梁等岑春煊的戊戌友人。因此，虽时人认为“袁世凯、岑春煊俱有宠于太后”，但这两个宠臣之间，却实实在在是水火不容。
“春煊之宠，由庚子护驾。皆以患难奋翅而起，虽有外言，莫能间也。”
那么，如何彻底动摇慈禧对岑春煊的信任呢？袁世凯认为，恐怕还得从她最痛恨的康、梁二人入手。1904年，慈禧曾在“万寿”之年赦免了维新人士，但只有曾意图暴力夺权的康、梁和孙文被排除在外。因此，庆袁党羽之一给事中陈庆桂便试图弹劾岑春煊，指控他同样和康有为等人有关系，然而该奏折却为顾念旧情的慈禧留中未发：
“太后曾恶康党，以春煊新被宠，不应有是，待之如初。”
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，就是在岑被赶出京城不久，瞿鸿禨即因结党罪名而被免职。陈庆桂弹劾失败后，奕劻、袁世凯二人继续盯紧岑春煊的动向，终于等到了五月梁启超抵达上海与岑春煊会面的传闻。他们旋即通过电报，要求两江总督端方“设密确查”，后者确认了消息属实，并将所收集情报汇往京城。然而，慈禧虽“动于奕劻之危词，屏而远之，而犹有念旧之意”，此时，若是他们仍一味纠缠，恐怕会产生反效果。就在奕劻、袁世凯二人苦恼之际，一个外来的“小人物”，和他手中的相机，彻底改变了政局的走向。
晚清假照片事件
蔡乃煌，广东番禺人，1891年中举，此后虽辗转于洋务局、机器局、川汉铁路总公司等新式部门，却仕途不顺，久不得志。他曾想趁岑春煊病居上海之时，试图攀附这位四川总督，但被“峻拒之”。因此，他最终钻营进京，改投至袁世凯门下。而他的晋身之资，就是一张有关岑春煊的假照片。
相机在晚清的中国是个绝对的稀罕玩意，即便是达亲显贵，在第一次接触摄影时，甚至也会恐慌地以为照片能摄取他们的魂魄，避之不及，因此，知道照片还能被造假合成的人就更少了。
蔡乃煌对洋务工艺涉猎颇广，因此献计并承办了此事。他分别取得了岑春煊、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照片，到一广东同乡所经营的照相馆合放拍下，便形成了一张他们在上海时报馆前“共立相语”的假合照。随后，他亲自将之带去了天津，交到了袁世凯的手中。
在那个初初萌生“有图有真相”观念的年代，这可谓“板上钉钉”“不容辩驳”的“铁证”。而在假合照外，袁世凯等人还选择双管齐下，他们拉拢了原清流人士，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于七月二日上书弹劾（前一天晚上，蔡乃煌和引介人顾亚蘧即来其家中“久谈”），大肆渲染岑与康有为、梁启超等人密谋勾结、居心叵测的情状，暗示其将“阴借外援”。需要说明的是，这批人不仅曾有协助光绪帝政变的“前科”，还在当时与日本关系紧密，而日本刚刚逼迫韩国皇帝李熙退位，慈禧曾被洋人干涉立储，最终导致庚子事变并狼狈出逃，这无疑触动了慈禧的敏感神经。就在她仍存有犹豫之际，假合照被“巧妙”呈上，慈禧彻底信服：
“相片无讹，默对至时许，叹曰：‘春煊亦通党负我，天下事真弗可逆料矣！虽然彼负我，我不负彼，可准其退休。’”
于是又次日，即七月四日，岑春煊即被以久病未痊的名义，彻底革职赋闲。至此，清流一败涂地，奕劻、袁世凯一方最终取得了丁未政潮的胜利。
在刘禺生的《世载堂杂忆》中，《假照片计陷岑春煊》还拥有另一个版本，那便是同盟会香港分会会长的广东新会人陈少白，为报复两广总督岑春煊借慈禧之眷顾，手段酷烈地查抄富商，就制作了岑与康、梁、麦联坐合影的假照片，出售于大街小巷，刊载于报纸媒体，还重金收买太监，传入宫内，由此慈禧震怒，罢免了岑春煊。而岑为洗脱罪名，便求助于慈禧宠信的太监李莲英。后者则将慈禧扮成观音，与自己扮作韦陀的单人照合成后送给慈禧，暗示这不过是奸人伪造的冤情，于是慈禧意遂释然。然而，在真实的历史中，这一时期双方的关系已经恶化。岑春煊进京后，有人建议他为了维护清誉，“宜绝阉人”，因此在李莲英向其示好馈食时，他便断然拒绝了，李莲英由是深恨之。时人和学者据此推断，正是李莲英参与到了袁世凯等人的运作当中，协助将假照片献给了慈禧。由此观之，岑的落败，或许也有其性格缺陷的原因。据说他曾在初入邮传部时叹曰：“过刚则折，微特不克报国家，且恐为佥壬所中。”竟不幸一语成谶。
丁未政潮极大地影响了清廷的政局和新政的结果。客观上，奕劻、袁世凯与瞿鸿禨、岑春煊两方阵营的争斗与内耗，导致了以载沣为首的满族权贵的崛起。继岑春煊被斗倒，袁世凯也在同年被朝廷以明升暗降的方式削去了最后的军权。因此，这场假照片事件的谋划人与受害者，都不是真正的赢家。反而是那个看似感性、优柔寡断的慈禧，在拉一派、打一派的“摇摆不定”中，压制了自太平天国起便逐年膨胀的汉人官僚势力，在后续的立宪过程中令满人“联翩而长部务，汉人之势大拙”。然而，这赤裸的“重满抑汉”倾向，与最终皇族内阁的出台，却也彻底将清廷立宪的改革工作钉在了耻辱柱上。而在深重的失望与愤怒中诞生的中华民国，也将把清王朝彻底倾覆。在此过程中，在丁未政潮中先后落败的岑春煊与袁世凯殊途同归，一个被任命镇压四川保路运动却支持了起义；另一个在奉诏率军讨贼后却威逼了清帝退位，纷纷成了所谓“爱新觉罗王朝的两大叛臣”。假使慈禧死后有灵，她便能知晓自己亦不是最终的赢家……
参考文献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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